中国古代有为清正廉洁、勤政为民、造福一方的为官者立碑以纪念的传统，这类“德政碑”在各地都保存了不少。唐代的罗珦治理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七年，政绩卓著，调任后，庐州父老感念其恩德，赴长安奏请为其立碑，这便是《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罗珦德政碑》，《全唐文》收录此碑文，详细记载了罗珦在庐州施行的德政和成效，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地方治理的典范。

　　罗珦是唐代越州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他早年贫困，曾寄食于庐州浮槎山福泉寺，专心学业。唐代宗宝应（762—763）初，罗珦赴京师上书言事，授太常寺太祝，历长水、河南二县县尉，万年县主簿，后授大理寺司直。唐德宗建中三年（782），曹王李皋以宗室出镇江西、荆襄，罗珦进入李皋幕府，累迁为节度副使。

　　罗珦入朝先后担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祠部员外郎，后调为奉天令。奉天县为今陕西省咸阳市乾县，靠近京师长安，常有宦官出入，一些地方权贵也往往借宦官之势，违法犯禁。罗珦不畏权势，如有违法，严加处置。从此宦官、权贵皆屏息，不敢为非作歹。

　　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罗珦被任命为庐州刺史。当时的庐州陋俗较多，主要体现在豪富之家广占田地而不耕种，百姓赋役沉重，胥吏多而扰民，民风不好学而迷信鬼神。罗珦到任后，决心根除弊端，保境安民。他针对庐州所面临的各种问题，大刀阔斧进行整顿，根据碑文的记载，其主要治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　　开垦旷地，发展生产。唐前期庐州经济并不发达，土地贫瘠，农作物产量不高，“淮海之郡，庐为大，封略阔而土田瘠”。到唐中期，富豪之家广占田地而不耕种的情况尤为突出。罗珦鼓励农民开垦旷废田地，“有能兴耒耜者听耕之”，所垦之田即为开垦者所有，极大激发了农民垦田的积极性，“垦田滋多，岁以大穰”。庐州适宜植桑养蚕，但当时庐州百姓植桑养蚕的不多，且技术落后，“布帛疏滥”。罗珦劝民植桑养蚕，“数年之后，环庐映陌，如云翳日”。罗珦又改进织机，“易其机杼，教令缜密，精粗中数，广狭中量”，由于庐州所产丝绸在市场上很是畅销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。

　　减轻赋役，改善民生。当时的庐州“人产寒薄，井赋尤重”。罗珦到任后，召集民众评议，根据土地资产确定征收数额，由乡官登记在簿，不得有一丝差错，“是以赋均而无铢两之差”。唐后期取消租庸调制，推行“两税法”，依户等纳钱，依田亩纳米粟。罗珦“命一郡所出之货，人皆得而输之”，允许百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纳当地出产的货物，既方便赋税征收，又避免百姓因折算而遭盘剥，结果“人人自便，吏无侵害”。庐州四面环水，州城常遭水浸崩坏，罗珦命州兵以及其他公务人员从事维护修复，根据力役多少，相应增加酬劳，而尽量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。

　　简易政教，整饬吏治。当时的庐州属县每年四季都要来州城汇报工作，刺史据此考核，县官因此奔走不暇，而一些猾吏乘机从中渔利。罗珦令县官平时不得离开县境，每年只需年终到州城汇报一次。针对冗吏繁多而时有扰民的现象，罗珦在每乡只设一个里胥，其余全部罢之。

　　发展教育，移风易俗。当时庐州的民风，不好学而迷信鬼神。罗珦重视学校教育，修复荒废的乡校，聘请有才华的学者为塾师，以《易》《礼》《书》《春秋》教授学生，又仿照汉代文翁在蜀兴学的做法，激励士子向学。几年间，进入长安国子监就读的就有多人，更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错成绩的庐州士子。针对百姓生病“舍药物而乞灵于鬼神”的情况，罗珦则禁其听神，颁以良药，设法为老百姓求医问药，令百姓“春无疟寒，夏无痟首之疾”，从源头上纠正迷信鬼神的错误观念。

　　罗珦治理庐州七年，“出入阡陌，心劳体勤”，深得民心，使庐州“老安少怀”，考绩位列第一。淮南节度使杜佑上奏其政绩，朝廷下诏赐金紫服。贞元十八年（802），罗珦改任寿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，加御史中丞。宪宗元和四年（809），罗珦病卒。《大明一统志》卷十四《庐州府·人物》提到罗珦在任上“捐己俸给药济贫，禁淫祀，修学劝士，务崇其本，三年政化大洽”。

　　罗珦对庐州的治理，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庐州的文化氛围，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，对后来合肥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影响深远。罗珦在庐州的德政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治理智慧，也为庐州廉脉书写了亮丽的一笔。（贾猛 唐兴来）